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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章

欢,原本谈兴未尽,但文彦博是皇帝特旨允许在自家府里办公议事的,既是文彦博相请,他知必有要事,却不敢怠慢,连忙点汤送客。待二人告辞而去,石越略整了整衣冠,便吩咐备车马,急急忙忙要去文府。却听侍剑在旁道:“学士不是还有话要吩咐成安县君么?” “哎哟!”石越却是早已将金兰的事忘了个干净,这时便只简略吩咐道:“你便不要跟我去文府了,你去请夫人告诉金氏,二公子现在御史台狱,皇上恩旨,准许家属探望……”说到此处,他忽地皱起眉头,放低了声音,沉声道:“再告诉金氏,康时也是我的兄弟,叫她不要失了分寸。特别是宫里,千万不可去求谁,否则她会害了康时的性命。” 侍剑听石越说得认真,凛然答应,送石越上了马车,便急忙回内宅去找梓儿与金兰传话。 石越没有猜错,文彦博请他过府,的确是出了大事。他赶到文府时,赫然发现吕惠卿、司马光、冯京等人都到了,没多久,紧跟着王??、郭逵、章??都先后前来,然后连刚刚回京述职的李宪也来了。石越环视厅中,眼见文彦博、吕惠卿、司马光表情凝重,一颗心竟是一点一点往下沉。这阵势,绝对是出大事了,而且不会是什么好事,难道……石越猛地担心会不会是皇帝出事了,但转念便想到若是皇帝有事,文彦博便是病得不动了,抬也会要抬到禁中主持局面。石越稍稍安心,静静等待文彦博揭示答案。 待到同签书枢密院事孙固也赶到文府后,文彦博终于开始说话,但他一开口,便说出一个噩耗:“诸位大人,种子正故了。” 空气在一瞬间凝固。 依宋军的制度,大军在外,没事也要一日一报,但纵是如此,蜀中与汴京相距数千里,种谔死的消息传到京师时,岂码已经是死了半个月了。但这厅中的人,所关心的,其实倒不是种谔的生死。 过了许久,才听章??率先打破沉默,问道:“敢问文相,种子正是怎么死的?”这是所有人想问而不敢问的,相比而言,大家更害怕听到兵败的消息。 “病死的。”文彦博没有让众人有松口气的机会,“刚刚收到五百里马铺急报,种谔到益州后,没去戎州,反率军进驻泸州。人还没到泸州城,便忽然病倒,几日之内便不起了。龙卫军一个指挥为前锋,早已深入纳溪寨,闻讯后急忙退兵,中了夷兵埋伏,三百余人全军尽墨。西南叛夷侦知种子正病故,官军军心动摇,纠合万余人马进攻泸州城,泸州知州莫九万弃城而逃,泸州失陷。叛夷又设伏兵于道,邀击兼程赶往泸州救应的益州提督使蒋仲行,官军大败,损失近千人,连蒋仲行也战死……” “啊?!”连一向镇定的石越,也再也无法保持从容了,未及交锋,主帅先病死了;然后泸州失陷,还赔上了一个正四品的提督使!这是西南夷叛乱以来,宋军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。对于已经混乱不堪的益州来说,这实是雪上加霜。 “如今益州守军如何布阵应付?”李宪皱眉问道,“泸州一失,富顺监岌岌可危。甚至昌、资、荣三州皆受威胁。若是叛夷得富顺监盐井之利以资军,抄掠内地,与盗贼相合,益州……” “请诸公前来,便是要商议一个对策。”文彦博花白的胡须一抖一抖的,“皇上马上就会召见,我辈深受君恩,不能辅佐君父为尧舜,建太平之世,已当自愧于心。若是皇上问起来,竟是束手无策,我等还有何面目立于朝堂之上?但益州之事,已非徒用兵刀便可解决,故此某遍请两府公卿将相,共谋良策。” 他话未说完,厅中众人便已再次陷入沉默当中。每个人都知道,虽然早在仁宗朝就取消了两制官不得私至执政私邸的禁令,而且如王安石、吕惠卿也经常在私邸商议国事,但是两府在一个大臣的私邸合议,毕竟还是颇犯忌讳的。文彦博已经是没什么好怕的了,他早晚之间便要致仕,皇上再怎么样,对于这个三朝元老,稳稳当当给一个“太师”的加衔回乡养老,这是绝对省不了。但在座的人却各有前途,不可能无所顾忌。而且,所有人都心知肚明,文彦博这一招,摆明是针对吕惠卿的。两府合议本来应当由吕惠卿主持;但如今既在文彦博私邸,他又是官位最尊的三朝元老,加上益州路的叛乱,怎么说吕惠卿也脱不了干系,文彦博便可以牢牢地占据着主动权。他短短的几句话,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片忠君爱国之意,甚至还颇有自责,但每个人都听出了言外之语――既然说益州局势“非徒用兵刀便可解决”,那么这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又是什么呢?所有人的目光,不约而同地投向吕惠卿。 “太傅。”吕惠卿从容向着文彦博欠了欠身,淡淡说道:“这等大事,还是应当请皇上定夺为是。”他心里暗暗后悔,他本来正与陈绎在政事堂值日,听到文彦博相请有要事商议,未及多想,便急匆匆赶了过来。他到时只有司马光先到,文彦博倒是向他们两人先通报了情况。当时吕惠卿完全被这个意外所震惊,竟没有细想文彦博的用意,便没有立即告辞,直接进宫转移战场。一招不慎,竟已落入文彦博?刂校?真是悔之莫及。但他不是轻易便认输的人,他知道文彦博就是想这样的形式来压他,若是一群人在皇帝面前辩论,只要他设法引导了皇帝的思路,那么就必定有许多大臣要察言观色,顺从皇帝的意思,就算是文彦博本人,这么十万紧急的事情,他不便久拖,只能妥协,这样吕惠卿便容易占到优势。但现在皇帝不在场,这么多两府大臣,不论以人数还是以威望、人缘,他吕惠卿都不如文彦博,若当着众人的面达成了共识,他就无法再翻供了,否则一个“反复小人”的罪名,就真是不折不扣地落实了。吕惠卿不得不再次搬出皇帝来,暗示在场诸人两府私自合议的忌讳。 “自然是要请皇上定夺的。”文彦博当然也知道他的言外之意,“但军情十万火急,两府若在皇上面前各执一词,岂非徒扰圣意。为人之臣,自当替君分忧。事有经权,为大臣者,亦须以国事为重,不可恪守教条,泥古不化。” “太傅所言有理。”文彦博话音方落,司马光便已起来声援,“西南局势,不仅要善择率臣领兵平叛,尤须择贤臣委以方面之任,文武相济,方得成功。” “司马君实之意,莫非是想在益州设安抚使?”吕惠卿眯着眼睛,望着司马光,绵里藏针地反问道。 “未必要设安抚使,但可设经略使。依在下之见,益州路四司衙门,都要换人。大州郡守,也当善择贤吏。”孙固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文彦博与司马光一边,甚至比二人更加激烈,“然最要者,还是要朝廷明颁诏令,暂停熙宁归化之法。” “益州四司长吏、大州郡守,皆是政事堂合议堂除。若无证据,似乎不便轻率断定其不贤。”吕惠卿冷冷回道,“况且之前政事堂既未能简拔贤材治蜀,就算将此辈全换了,继任者亦未必便是贤吏。熙宁归化之诏,功在千秋万代,乃皇上为后代除反恻之祸,又岂能因一时之挫折,便轻易放弃?若依签书之意,只恐朝廷威令,自此不行于蕃夷矣!” “依相公之见,朝廷与西南夷打了三年,叛乱反而愈演愈烈,尚不足以证明益州长吏无能么?”孙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。 “敢问签书,到底益州是转运使、学政使在打仗,还是率臣在打仗?”吕惠卿端起手边茶碗,轻轻啜了一口,悠悠道:“依某之见,还是请签书先善择率臣为是。” 孙固顿时满脸通红,在座人人皆知,以种谔为率臣平西南之叛,原本便是孙固力主的。当时皇帝想从王中正、李宪二人中选调一人,孙固力争才选定种谔。当时自是谁也不料种谔竟会突然病故,但是这毕竟也是孙固知人不明。 “死生在天命,岂能事先逆料?”文彦博轻描淡写地替孙固解了围,“至于打仗,虽然临阵对决,胜负在于率臣;但是兵无粮不行,后方之稳固,亦是取胜之关键。择率臣不当,是某之过,某自当上表请罪;但益州长吏,只恐亦不得谓全无过失……” 他话未说完,便听有人高声说道:“岂止是‘不得谓全无过失’,依下官之见,实是罪不容诛!” 众人心里都是一惊,不知是谁这么着不惜公然与吕惠卿破脸,不由得齐齐朝着说话的方向望去,却见章??站起身来,正向着文彦博与吕惠卿欠身抱拳行礼。 “唐康时自戎州来,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,益州一路,交钞泛滥,物价暴涨,官府催科不休,官逼民反,盗贼蜂起。更可恨者,官吏互相包庇,欺上瞒下,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。西南之患,蛮夷实不足道,可惧者实是内患。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,蜀中长吏,虽百死莫赎其罪。下官以为,朝廷当早下敕令,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、益州提刑使李鲁仲、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,另委贤能替之。”章??直视吕惠卿,言辞慷慨,咄咄咄逼人。 “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,上下勾结,欺瞒朝廷?”吕惠卿撇撇嘴,道:“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词。唐康时在戎州之时,便刚愎自用,与上司不合。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,为求脱罪,故意危言耸听?” “相公这是诛心之论。某正想问吕相公,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?”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,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,他便再也不能安坐。 “子明奉敕编修律令,怎会不知?”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,但章??既然抬出唐康来,他也没有退路了,这时针锋相对,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。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,他缓缓起身,凝视吕惠卿,亢声说道:“以某之见,唐康无罪!” “无罪?!”石越一句话,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。吕惠卿呆了一下,半晌,方哈哈笑道:“子明,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,但国法无亲……” “某敢问相公,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?”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。 “《建隆详定刑统》,擅发兴:诸擅发兵十人以上,徙一年;百人徙一年半;百人加一等;千人绞!”吕惠卿白着脸,与石越对视着,冷冰冰地回道,“唐康与田烈武、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,当处绞刑!虽其本意为国除奸,但国法无亲,其罪如此。纵有恩敕,当自上出,岂得谓无罪?” “大宋刑统,确有这么一条。但是诸律令条文,是否皆有疏议?”石越淡淡反问道。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,心里不由暗暗犯嘀咕,他虽然博学,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,而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,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。但是所有法律条文,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,这也是不可否认的。 “这是自然。” “那就好。”石越点点头,冷笑道:“国朝敕令律例繁多,诸公曾未必一一细读,但在座诸公,当知宋承唐制,国朝之法令,源自唐律,尤以《永徽律疏》(即《唐律疏议》,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。)为宗,诸公皆饱学之士,对《永徽律疏》,想必不会陌生?”他环视众人,高声道:“《永徽律疏》卷第十六擅兴,释此条云:‘谓无警急,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’。疏议明确解释:若有寇贼侵入境内,欲攻击掩袭;以及在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,或有反叛,或有外贼自相翻动,内应国家。若遇上这些事情,急需用兵者,‘得便调发’!疏议又清楚的解释:所谓‘得便调发’,是指不必上司知道准许,即许调发,而且,虽然所在人兵不相管隶,若急需兵处,亦得调发,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予,再分别向上禀报便可。此所谓‘急需兵处,不容先言上者’。” “《律疏》又云: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,准所须人数,并与擅发罪同;其不即言上者,亦准所发人数,减罪一等。若有逃亡、盗贼,权差人夫,足以追捕者,不用此律。即是说明,若不是兵寇,只是逃亡、或者盗贼,所在官府差人便足以追捕的,则不得适用此条文。除此以外,若有司拒绝调发平叛,反而与擅发同罪!调发之后,不立即向上禀报,比照擅发之罪,减罪一等。” 说罢,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,缓缓道:“渭南兵变,此乃紧急之事,急需用兵,唐康得便调发,可矣。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,然急需兵处,亦得便宜行事,可矣。其调兵之先,已遣使急报有司,此有公文为证,亦不得谓其‘未即言上’。田烈武、李浑,若不即给予,听便调发,朝廷当以擅发同罪,处以绞刑。其听命赴难,正得其宜。据《律疏》,不用此律者,惟逃亡盗贼,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。敢问相公,这渭南一万叛卒,可以此例?” “故某以为,唐康、田烈武、李浑,并无罪有功。”石越淡淡道:“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,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?况其并不曾有罪,更无必要行此下策。”他说完,斜睨了吕惠卿一眼,抱抱拳,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。同样的事情,若在几年之前,石越只能束手无策。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,做个小小的律师,实已不在话下。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。宋朝一向是以“任法”而着称,当今皇帝与新党,尤其重视法令,但大宋朝法律敕令之多,却也非常有名的,其中具体的内容,没做过法官的官员,根本就分不清楚――这也是胥吏能够欺上瞒下的原因所在。所以自王安石拜相以来,大宋朝一直在做两件事情,一是通过提高“明法”科的地位等方法,来加强官员的法律修养;另一件便是编修敕令,整理法律条文。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,对大部分宋朝官员来说,各种律令,他们可能并不陌生,但是最多只会去注意那些法律条文,却不可能对疏议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吕惠卿心里明明知道,唐康等人事前知道石越所说的疏议内容的可能性是极小的,因为擅兴律在大宋,并不是一条经常能用到的律法。但他却不能提出疑问,否则难免要自取其辱――你自己不读书,便以为别人和你一样不读书?吕惠卿可当不起这样的羞辱。 吕惠卿能肯定的是,《永徽律疏》的确是宋代法令所本,唐康、田烈武等人之事,本来便会得到人们的同情,即便判决从严,皇帝也可能会特敕――更何况而今石越言之凿凿!吕惠卿相信,若换一个场合,给他时间,可以从容翻查法典,询问下属,他未必不能找到对唐康等人不利的疏议甚至是判例来,但现在,就这个问题与石越再纠缠下去,显然不是明智之举。 “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,但他擅杀叛卒数千,又当如何?”转瞬之间,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。 “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!敢问相公,主将捕得叛兵,不可以军法从事么?难道千里之外,还要请示枢府、卫寺而后杀?李浑既是军法官,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。大宋的军法,处置违法之将士,是依阶级定,非是以人数定。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,无论唐康、田烈武、李浑,都有权处置。章大人做过卫尉寺,不知某所言当否?”石越心念一动,便已决心把章??彻底拖下水来。 章??没料到石越这一手,饶是他再果决,也不由愣了一下。石越的话,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,依宋朝的军法,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,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,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,也可以立斩以闻。对于军法官而言,他们的处置权力,的确是针对对方的阶级,而不是对方的人数。一个士兵犯军法,他们有权处置;十个士兵犯军法,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……要说便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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